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民国时期孙中山的让位是由于袁世凯武力施压篡夺了大总统之位，袁世凯出任大总统是篡位之举。但有的历史学家认为，事实上，革命党事先已经承诺只要袁世凯能迫使清帝退位，那么大总统一职非袁莫属，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让位”的问题，而只不过是“还位”罢了。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争相响应，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清政府统治正在风雨飘摇中，在血气方刚的革命者眼中，推翻清政府很快就会实现。但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革命家，孙中山对当时的形势有着比其他人更为理智和冷静的分析。

第一，清朝的气数虽然已尽，但仍有一定的实力，并不像一般革命党人所想象的那样是一捅就破的纸老虎。

第二，作为高瞻远瞩的政治家，推翻清帝虽然是孙中山革命的首要目标，但不是最终目标，其最终目标是建立个强大富强民主的国家，使中华民族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也就是说，破坏是为了建设，破坏是手段，但不是目的。倘若可以不用破坏就能达到建设的目的，那不更好吗？袁世凯拥有强大的实力，可以迫使清帝退位，完全可以利用袁世凯实现“破坏”的第一步，然后以民主的约法来约束袁世凯，实现建立民主富强国家的理想。倘若能做到这一点，他自己当不当这个大总统是无关紧要的。这正是孙中山人格伟大之处。孙中山也许有幼稚的一面，但他的“天下为公”之心，人皆可鉴。

对于孙中山民国初期让位的问题，有许多人作过深入的研究，也提出过许有见地的见解。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史学界在研究孙中山让位的原因时，主要提出了4种说法：

一是“权术论”，认为是袁世凯利用革命党与清政府的斗争，玩弄权术，借机夺权；

二是“干扰论”，认为是投机革命的旧官僚、立宪党人一致拥护袁世凯，造成一种非袁莫属的声势，使革命党的战略部署遭到干扰；

三是“扶植论”，认为是帝国主义把袁世凯看做是中国的强人，企图扶植他当总统；

四是“妥协论”，认为是革命党内的妥协思潮迅速膨胀，主张拥护袁世凯。

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有的人认为以上的4种说法不能完全解释孙中山让位的真正原因，他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胡绳武先生发表在1987年《历史研究》第l期上的《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的历史环境》一文，突破了以往史学界大多关注孙中山让位的正确与失误、功过与得失而缺乏对孙中山让位的历史环境的具体论述的局面，指出孙中山之所以让位，其根源在于武昌起义后，由于多种原因，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海外华侨和留学生中，较为普遍地存在一种如袁世凯反正，就借袁世凯之力以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最为有利的心态。正是因为如此，在武昌起义后不久，在南方各省中就有了袁世凯如果能够反正就推袁世凯为总统的方针，把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如约让给袁世凯。

胡绳武认为，最早公开报道袁世凯适于做大总统的舆论是英国的报纸《每日镜报》、《伦敦晚报》等。《民立报》1911年10月21日以“欧洲关于中国革命之电报”为题的新闻报道中写道：“《每日镜报》、《伦敦晚报》及其他各报报道孙逸仙已选袁世凯为第一总统。舆论十分赞成袁世凯和革命党联合，并希望孙中山不要念旧日之情，袁当有以助其成功，云云。”实际上，说孙中山在这时就赞成选袁世凯做民国未来的大总统缺乏根据，这不过是英国报纸的一种宣传，旨在急切地推出它在中国的新代理人，以维护其在中国的既得权益。

如此一来，孙中山到底是“让位”还是“还位”，袁世凯出任大总统是否合法，变得更加难以确定了。这一谜团不知何时才能真正解开。